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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韩国:贪腐丑闻推动政治变革?

May 18, 2017

【视频】十字路口的韩国:贪腐丑闻推动政治变革?(FT中文)

贪腐丑闻发酵、大选临近、地缘紧张局势升级,让韩国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令人意外的是,韩国这场政治危机,却可能带来积极的社会变革。

马懋如:王宗一文革冤死四十年祭

May 18, 2017

胡星斗、郭铁流谈中国老农民工问题

May 18, 2017

VOA时事大家谈:建设的动力,城市的底层,中国老农民工何去何从?
2017年5月17日 01:23 郑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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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说,第一代农民工是悲惨的一代。他们在文革中失去学习的机会,改革开放后又是最早参与城市建设的一群人,无奈缺少知识和技能,大多只能从事建筑业、服务业等比较低端的产业,属于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存在在城市里被忽视,农村也回不去了。他们当中有人在城市里安家,却没有获得相对应的福利。就算原本在农村有土地,可能也早已被征用,或因为没有土地产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地价暴跌。第一代农民工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很大的贡献,际遇却相当悲惨。

中国摄影记者郭铁流说,不论是第几代农民工,都面临一样的问题:他们的社会地位所能享受的福利基本是零。只要属于农民工群体,权益都不受国家照顾,经济发展也不会为他们带来利益。的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心态,第一代农民工较能接受这样的现状。

郭铁流说:“年纪很大的这些农民工,因为他们的劳动能力在退化,挣钱的能力在减弱,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生病,因为生病意味着他们难以维生。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得到支持,但由于他们的家庭分散在很多地方打工,家庭实际上是被破坏掉的,无法从家庭得到支持。他们需要正常的生活和保障,实际上都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一直都存在,我看不到中国政府有拿出实际的办法来想解决这个问题”

胡星斗说,中国过去对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有特殊的安排,但由于农民工的高速流动性 ,加上中国存在‘封建等级’的社保制度,在三六九等中,农民工是社会福利最差的一个等级,种种因素导致农民工到了老年还是领不到养老金。这个问题若要从根本解决,应该让全中国通过法律采取同一种养老医疗福利制度。

郭铁流说,户籍制度从法律和国家管理层面制造了不公平。农民工群体在中国有两亿多人,但他们的维权意识不足,不会去思考自身权益在法理上受到伤害的根源。

胡星斗说,今天农民工的困境其实就是公民权利的困境。他说:“农民工、弱势群体,甚至不止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投票权、监督权、罢免权、新闻权,悲惨的状况不能通过新闻媒体得到揭示;他们没有财政权,财政都是不公开、由官员决定的。人民代表没有权利真正监督财政的走向。农民工没有金融的权利,因为中国的金融高度垄断,农民和弱势群体因此就没有受保权利等等,确实反映了权利的贫困,因此这需要整个社会的推动,中国应当开展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

郭铁流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政府牺牲的群体。他说:“中国政府一贯的统治方式有个特点,他们会把人划分成一个个群体,然后对外宣称要经济发展,就要牺牲某一部分人,但从来不去想牺牲的这部分人同不同意。这也给社会舆论造成影响,比如今天我们牺牲了农民工一些权利是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通过经济发展会让所有人得到好处。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谎言。他能够牺牲这一部分人,他也可以把社会当中所有人划归於某一个群体。今天你可能变成拆迁户,明天你是上访老兵,后天你是下岗工人。”

胡星斗说:“我曾经使用‘户籍隔离’这个词,它确实和种族隔离是很像的。种族隔离时期,黑人上班经常在大街上遭到盘查,如果没有带赞助证、工作证等就要被拘留,每年有几十万黑人因为所带的身份证件不足被拘留。实际上,中国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前也是这种情况。农民工一方面到城市参与建设,另一方面被搜查证件,若没有赞助证,就把他收容。 ”

更多精彩内容,请收看2017年5月16日的《时事大家谈》完整版视频。

笑蜀:从“莆田”之困看中国转型之难

May 18, 2017

2017-05-18  笑蜀

↑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就是力量,转发改变中国!

提要:这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官商勾结,而是官商勾结的老树开新花,即权力与游民流民集团勾搭成奸,即游民流民集团已经具备了收编高层权力的能力。他们本来属于弱者,属于社会底层。但一旦跟权力勾搭成奸,马上鸡犬升天,脱离了并背叛了底层,以欺诈更弱者为能事。

 

这几天被莆田游医刷屏了。他们传奇般的发家史,让我联想到太平天国,联想到旧时所谓农民起义。我一直好奇,今世的灾难,按说不比旧时很多灾难轻,但是,并没有太平天国那样的事发生。旧时洪秀全、李自成、张献忠、黄巢、陈胜吴广一类的江湖枭雄,今天都到哪去了呢?了解了莆田游医的发家史,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们早都摇身一变了呀;那么多的游医集团、那么多的传销集团,原来都这么来的呀。

这同时也解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没有所谓危机革命?有些预言家,坚信苦难是革命的助产婆,因而“见猎心喜”。但莆田游医的故事,应该会让他们多少清醒一点。历史上之所以那么多揭竿而起,不是那时的人多勇武,主要还是别无选择。譬如陈胜吴广所谓“大泽起义”。“起义”是个死,不起义照样是个“死”,不如索性拼个鱼死网破。而且冷兵器时代,朝野武力上的悬殊并非很大,还有赌一把的可能。运气好如朱元璋,说不准杀出条血路来,赌对了黄袍加身,那就更是赚翻了。

但是显然,这一切今天已不可能。一方面因为今天的选择实在太多。苦难再深,只要幸存,转个身,总不难找到别的机会,尤其发财的机会。更何况,今天朝野武力上的对比,也根本不是任何朝代可比的。这种情况下,当然只有傻瓜才会硬碰硬。稍稍聪明一点的人,都会要么隐忍,要么选择闷声发大财。中国特色的山寨市场,就这样成了最佳收容所,收容了古今中外最庞大的流民游民群体,历朝历代都解决不了的游民流民问题,甚至导致很多王朝轰然倒塌的游民流民问题,居然通过山寨市场化,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于无形。

危机革命的预言因此总不应验。多难没有兴邦,也没有助产革命,只是往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山寨市场抛入越来越多的游民流民。跟旧时揭竿而起的游民流民不同的是,他们不仅不敢冲击权力,反而很会走权力路线,所谓联防队、所谓拆迁公司,都以他们为主力。但这还只是浅层次的合作。像莆田系那样的游民流民集团,则远远超出了这个层次。他们能占据中国民营医院百分之八十的市场,能让那么多军队医院加盟,没有高层次的权力背景,是不可想像的。相比所谓联防队、所谓拆迁公司,他们太高大上了。他们的某些成员,甚至已经属于上流社会的一分子。

这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官商勾结,而是官商勾结的老树开新花,即权力与游民流民集团勾搭成奸,即游民流民集团已经具备了收编高层权力的能力。他们本来属于弱者,属于社会底层。但一旦跟权力勾搭成奸,马上鸡犬升天,脱离了并背叛了底层,以欺诈更弱者为能事。欺诈更弱者事实上是他们的主业,为他们带来滚滚暴利。当然,也让天下苍生为他们付出惨重代价——不仅是生命代价,也是道德代价,以掠夺更弱者为特色的欺诈产业,是社会溃败的重要原因,无疑要为整个社会道德上不断探底负部分责任。

我从网上搜索包括莆田系领军人在内的某些商界明星,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都有总裁董事长的显赫头衔,都正人君子的庄重形象。但透过那层层光环或者说迷雾,我看到的分明是洪秀全、李自成、张献忠等江湖枭雄转世。居然是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上攻城略地呼风唤雨,这是中国市场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这样的市场如何不山寨,怎么可能有尊严。

但是我相信,他们并不蠢,他们都是人精。他们其实也懂得尊严,也需要尊严,而且他们也明白,要尊严就必须转型。即便是曾经喊打喊杀的日本、台湾黑社会,后来多数不都转型了么?他们内心中也未必没有这样的向往。这个问题上,我相信人性。但是为什么他们就转不了型?这显然不只是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背后的权力问题,体制问题。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有今天日本、台湾那样的社会环境,他们要诚心正意转型的话,会那么难么?

这问题也不限于游民流民集团。原始积累上的原罪,不只游民流民集团才有,而是很多民营企业都有。所以,不只游民流民集团需要尊严,需要转型,很多民营企业都需要尊严,需要转型。即,这是中国市场面临的共同的问题。但他们被同样的拦路虎,即权力、即体制所阻挡。纵然有心,也无从救赎自己。这才是中国市场所有悲剧中,最大的悲剧。看得到光明,找不到出路。体制的玻璃墙面前,所有的人都是无头苍蝇。

——笑蜀 写于2016年5月3日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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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我为有这样的老乡而骄傲

May 18, 2017

2016年六四27周年前夕,四个四川人--陈兵、符海陆、罗誉富和张隽勇--推出了一幅貌似美酒的广告照,上面写着:“铭记八酒六四——27年记忆陈酿酒非卖品”。


这使我想起2007年六四18周年当天,在《成都晚报》的广告栏里刊登了这样一行广告:“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打出这行广告的人叫陈云飞,也是四川人。


是的,他们都是四川人。只有既精灵又血性的四川人,才能把庄重、勇敢的心声和顽皮、戏谑的方式结合得如此美好。身为四川人,我为有这样的老乡而骄傲。


其实严格说来,我不是四川人。论籍贯(即祖居地),我的籍贯是河南许昌;论出生地,我的出生地是北京。但因为我在七岁半(1955年)就离开了北京到了四川,一直到三十一岁才离开四川又回到北京(1978年)。我在四川生活了整整二十三年。(1955年-1978年),所以我常常以四川人自居。另外,当然,我乐意自称四川人,也是出于对四川人的赞赏。


当年在四川生活,不觉得四川人有什么特别。离开四川后,接触到其他地方的人多了,才注意到四川人果然优秀。数数在当今中国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自由派学者中有多少四川人就知道了。


就是这位陈云飞,前年拜祭六四死难者,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拘捕,今年3月被法院判处四年徒刑。陈云飞身穿睡衣出庭,乐呵呵的,听到判决后打出胜利的手势,当即表示要上诉,理由是判得“太轻了”。就在上个月底,陈兵、符海陆、罗誉富和张隽勇四人被当局以“煽动颠覆罪”起诉。“煽动颠覆”是很重的罪名。不难想象,当局对陈云飞和酿酒四君子是多么的恼怒。可以想见,我们的英雄们将面临怎样的待遇。


在这里,我们大声疾呼,以表达我们的声援,唤起更多的人对他们更多的关注,同时也是让他们的非凡业绩传播得更广更远,以表达我们的钦敬。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刊登日期: Wednesday, May 17, 2017


【附】美民运人士发起“铭记八酒六四”倡议

VOA 2017年5月18日 13:38 海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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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  

在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8周年前夕,美国的民运人士5月17日发起“不忘记、不恐惧、不冷淡、不堕落,不放弃”的征文活动,希望外界不要忘记一年前因推出“铭记八酒六四”纪念酒而被当局以“煽颠罪”拘捕和起诉的成都酒案四君子,以及川渝的多位狱中八九民运人士。


流亡美国的3位八九民运参与者杨建利、周锋锁和方政以及自由思想家胡平在倡议声明中表示,2016年六四前夕,四川的陈兵、符海陆、罗誉富和张隽勇,在成都推出一款具有“煽颠”功能的创意酒----“铭记八酒六四”。


声明表示,这款创意酒成为当局眼中的“毒酒”,毒性之大,足以刺穿言论封锁的谎言,足以扯下真实世界的帷幔。而28年来,当局千方百计让民众忘记八九六四,忘记军队在北京街头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暴行,也让这个数字组合成了一种禁忌。


倡议说,醉翁之意不在酒,酿酒者让民众喝下的是“铭记八九六四”这6个字,是要壮壮“不忘记、不恐惧、不冷淡、不堕落,不放弃”的决心和胆气。这次征稿将于6月6日结束,稿子将在《公民议报》首发,并将集结出版一本电子版书籍。


四川的陈兵、符海陆、罗誉富和张隽勇去年5月制作“八酒六四” 纪念酒,在网上以每两瓶89.64的价格在网上售卖,被多人转发。5月28至6月21日,警方先后将4人拘捕。调查初期,4人都被禁止会见律师,直到9月底被捕3个月后,才首次见到律师。今年3月24日4人被以“煽颠罪”正式起诉。

何清涟:祁同伟触动了中国人心中的痛

May 17, 2017

《人民的名义》剧中人物祁同伟 (网络图片)

VOA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人民的名义》这部连续剧已播放完了,但戏外的讨论却没完没了。引发观众最多感慨与同情的剧中人物,竟是反派人物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从他的成长、爱情、婚姻,从他不择手段往上爬到杀人及最后自杀,评论者几乎都给予充分同情,自杀时那句“去你妈的老天爷!”更是不知引发多少共鸣。原因说来既简单也复杂,就因为大多数中国人看到这一点:“中国人80%都是祁同伟”。
   
    中国人80%是底层,上升管道狭窄
   
    祁同伟的标签是“家里穷得吃不饱饭”,属于中国那80%的下层(清华李强教授的最新调查数据:中国下层占人口比例为75.25%;再加上下层群体中与中产联接的过渡群体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4.4%)。从世纪之交开始,出身这类家庭的中国青年要晋身中产阶级已经很困难,遑论向上爬升。
   
    剧中的祁同伟、现实生活中“苦孩子”出身的高官例如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大法官黄松有,包括还没有出事的商人吴小晖、肖建华等等,他们以前的励志故事,几乎就是中国无数底层青年的榜样。这些青年都像祁同伟一样,曾梦想着靠自己努力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同情祁同伟,首先就是祁同伟的梦想破碎,不得不跪着进入名利场;其次因祁同伟婚姻生活的不幸而产生对其与高小琴恋爱的深切同情;最后当然就是对祁命运的同情。
   
    在《中国人80%都是祁同伟》一文中,作者谈到梁璐父女俩对祁的收拾让他意识到,胳膊斗不过大腿,在汉东大学操场上那一跪,彻底让祁自尊破碎。从此他不再相信这个世界,要和这个世界为敌。他们变为利益的攫取者、吸血鬼,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之上,因为他们信奉的是弱肉强食,“如果我不杀了你,你就会杀死我”,他们做的一切,都是“自卫反击”——整篇文章就是在发挥法国文豪在《悲惨世界》当中的主咏叹调:“当世界充满了黑暗的时候,犯罪的不是犯罪者本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
   
    借婚姻改变人生是人类的通则,自古中外皆然,经济学中有个分支“资源的代际传递”,其中有一亚分支专讲裙带经济学对穷家寒门子弟的重要性。最能代表这种梦想的就是中国古代戏曲里那些穷秀才赶考,富家小姐后花园赠金的故事。中国人以前最爱读的《聊斋志异》里,人间的富家小姐变成了招人喜爱、无所不能的狐仙、地仙之类。我这代人经历了文革与改革开放的沧海桑田,熟人朋友当中有不少这类例子。这类婚姻中不少难以善终,发生变化之时往往在男方已经有足够能力往上走、女方家长退休之后。这类婚姻濒危时,女方用来敲打男方的一句常用语是“别忘记当初是靠谁才有你的今天”;随着危险升级,这种“提醒”也随着升级,直至婚姻破裂。但我认识的官家小姐大多内心比较骄傲,一般在无可挽救之后,不会象梁璐这样苦忍苦熬,选择了放手。
   
    我相信,不少“凤凰男”们一定对祁同伟的处境深感同情;“孔雀女”们的心思则各各不同,但都会想到应该如何守护婚姻。
   
    祁同伟是条“护三邻”的好狗
   
    中国民谚中有句著名的话,叫做“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这是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中最受称道的一点,从祁同伟升官后带挈远亲近邻的所为来看,他要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践履者。
   
    中国传统文化奉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说法的台面话就是“光宗耀祖”,“光耀门庭”,扩大版就是前述的“好狗护三邻”。中共出世之后,奉行“爹亲娘亲不如阶级友爱亲”,假装每个人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不少革命家还要大义灭亲表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这方面的典范在共产革命早期有灭父散财的彭湃,文革时期中共更是广泛动员子女检举揭发父母、夫妻互相检举,这种“鸡犬升天”文化暂时被压制下去。但等到文革结束,那些文革中备受打击的中共老干部突然发现阶级亲不如血缘亲,先是纷纷照顾子女回城工作,继而由元老陈云说出了老干部们的心里话“自己的子弟接班我们才放心”,为红二代在官场军队开启了后门;不入政府军队工作的红二代们则下海经商,利用父辈人际资源暴富。这种情况在全体官僚当中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利用权力为家庭牟利成为中共官场时尚,最后在政治高层圈当中形成了赤裸裸的“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比如李鹏家族、周永康家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必须说明的是,中华文明的“鸡犬升天”文化,经红色共产文化洗劫之后打了点折扣。比如周永康贵为“三公”之一的“太尉”,这在王朝时期,肯定能够惠及五服内亲戚包括乡邻。但周永康主要惠及兄弟子侄等近亲血脉及儿子的岳父母。财新记者去其乡里访查时,当地乡亲说家乡没沾到周什么光,言谈之下对周没照顾家乡父老多少有点不满。令计划荣升大内总管之后,虽然带挈了自家兄弟姐妹升官发财,但也未照顾当地父老乡亲,当地人对此也有点不满意。
   
    祁同伟与这些高官相比,在乡亲们眼中显然是条“护三邻”的好狗。他升任汉东省公安厅长之后,对家乡近支远亲甚是照顾,就连没有文化和资历的乡亲们都照顾到公安厅的势力范围内当了保安,表弟借其关系息讼挣钱捞人,祁同伟也尽力帮办,其妻梁璐讽刺说,“他恨不得把他们村里的野狗弄到公安局当警犬”。这当然不符合中共宣扬的那套“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标准,但却是中共高层公然行之的那种“家国一体利益输送体制”的放大版。这种假公济私行为也很符合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泽被乡里”(“鸡犬升天”文化),祁同伟本人当然也大大满足了富贵还乡、光宗耀祖的精神需求。受益的亲戚乡邻肯定会觉得祁同伟“仁义”,“没忘本,肯照顾家乡人”。
   
    从中国农村及小城镇出来的中国人,如果不假装高大上,对祁同伟的这种做法肯定深表理解。黄灯在《返乡笔记: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中,就写到她的婆婆对自己在大学教书的博士儿子,不能像邻村一位未读博士却做了官的人那样提携亲属深感遗憾。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审判我”
   
    这句话引起的讨论不少。但毕竟是在国内那环境中写的文章,因此多是讲祁同伟一生遭遇的不幸,以及走上如此人生的不得已,最强烈的呼喊是“如果你们与我交换人生”。
   
    但我认为,这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审判我”,其实是“祁同伟”们,当然也是中国公众在表达对近年反腐设置的那两条不可触碰之底线的强烈不满,这两条底线是:不反红二代的腐败、不反历届政治局常委的腐败。《人民的名义》借汉东省委书记沙瑞金之口多次宣示中共的反腐决心“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但谁都知道,近年落马的官员与国企高管多是平民子弟,即所谓“苦孩子”出身,红二代虽然不乏腐败大鳄,但绝对没有仅因腐败落马者。薄熙来为红色贵胄,周永康是前政治局常委,但他们落马的真正原因却并非腐败,而是陷入了事关大位的高层权力之争。
   
    既然反腐成了设置底线的选择性反腐,因腐败入狱的贪官们只会觉得自己跟错了人,民众也会觉得这种反腐很不公平。这就是近年来反腐成绩不可谓不大,但却少人喝彩的原因。人们没能通过媒体上公开说出来的是:“你们利用权力纵容家人抢劫偷窃公共资源,哪有资格审判别人!”
   
    祁同伟虽然是个影视人物,但他却是中国社会随处可见的活生生存在。中国人对他的同情,实则是出于对社会底层上升通道严重梗阻、政治高层“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反腐败设置不可触碰底线的严重不满。这三点既是中国政治之羞,也是中国人心中之痛。但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再来场中共大革命式的天地翻覆,这种文化之根也依然会蟠虬在中国的黄土地、黑土地与崇山峻岭之中。

华盛顿邮报 | 川普政府陷危机,总统是否胜任等五大问题亟待回答

May 17, 2017

发言人: 《华盛顿邮报》, on 5/17/2017 2:58:00 PM   


川普政府再度陷入危机--他对俄罗斯官员披露高度机密信息的报道--正在将华盛顿政治动荡中的私下悄悄提问变成越来越响亮的问题:这名总统能胜任吗?

据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局长海顿(Michael Hayden)星期一晚上在CNN上说,“这不是一个总统的权力问题。他有权力这么做。……这更多是关于总统这个人及其表现问题。”

新风暴正在包围已经受到潜在破坏、处于困境的白宫,因为它蔓延的范围远超总统本人的地位和威望问题。

《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的事件涉及国家安全、情报和国际影响,而白宫星期一晚上企图打消那一报道,显然徒劳。考虑到川普同俄罗斯官员分享伊斯兰国(ISIS)袭击民航客机的恐怖阴谋,甚至有的生命处于风险。对于美国最紧迫的恐怖主义威胁提供的情报又是来自同美分享敏感信息的外国情报机构。

为了同无经验的总统混乱领导风格保持一致,白宫政治运作及其通讯团队的信誉再次令人质疑。

海顿说,那是川普无条理、凭冲动、靠本能和直觉办事的结果。“就像这次离开讲稿,(它就)对他自己的目标造成严重破坏。”

以下为白宫亟待回答的五大问题:

1、能力问题

对于总统来说,能力问题几乎超过其他任何商品的重要性。公众一旦对三军总司令的能力问题失去信心,他们的政治下滑将会非常惨烈,就像小布什和卡特总统所证明的那样。它也是为何这一报道会对川普如此有破坏性的原因。

过去的震荡,从总统的火爆推特到谎称他就职典礼的规模,都有可能被被川普特有的率性缓冲。但批评者将他开除FBI局长科米(James Comey)看做更为令人担忧的独裁本能。

但是,有关川普上星期三在白宫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和大使基斯里亚克(Sergey Kislyak)分享伊斯兰国恐怖阴谋机密信息的报道,提出总统在最严肃的责任方面是否值得信任以及他是否理解同美国敌手讨论最机密信息的后果等问题。

前CIA局长帕内特(Leon Panetta)说,总统缺乏条理性导致他做出匆忙决定。“美国总统不能随心所欲的做事、说话或讲话。那是不负责任。”

2、情报问题

几份报道已经谈到盟国情报机构担心川普政府对敏感信息的保密能力,对同美国分享机密信息有怀疑。这种担忧现在会翻倍上升。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川普告诉俄罗斯官员来自美国情报伙伴的信息是如此敏感,要对盟国有所保留,也要对美国政府内部严加限制。前CIA官员Bob Baer说,其后果严重到难以过高估计。他说,“总统对俄罗斯官员泄漏之后就对这一信息失控。它可能到了叙利亚人那里,它也可能到了伊朗人那里--都是俄罗斯盟友。”

他还说,要保护那一来源的能力受到严重破坏。如果一名CIA官员向俄罗斯泄漏这一信息,会立即被开除。

3、政治影响

川普对于星期一的报道为何脆弱还在于他在去年的竞选活动中猛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处理机密信息的做法。他现在对待美国机密的处理,不说超过,也是像希拉里在私人电邮上那样不明智,暴露他的虚伪性。共和党已经疲于应付川普白宫的混乱,被迫一再为其辩护,却有可能破坏他们利用少有的同时掌控国会两院和白宫的机会推行其保守议程。

白宫最大的未知数就是川普的最新危机是否会在破坏性上超过以前的其它事件。

4、俄罗斯问题

如果说华盛顿过去对川普同俄罗斯的关系有猜疑,现在那种猜疑正在快速蔓延。川普同拉夫罗夫和基斯里亚克的照片已经成为白宫的一种政治失误,民主党现在利用川普的情报问题再次呼吁设立独立检察官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和同川普竞选团队的可能勾结。

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索(Richard Blumenthal)星期一晚上说,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问题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那就是我们为什么希望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起设立独立检察官来调查俄罗斯问题。

5、国际角度

星期一的爆炸性报道是在新总统准备首次走向世界舞台时出现的。他预定星期五前去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意大利和比利时访问。

那对于没有经验的三军总司令是个严峻考验。现在,要在海外改变其形象、要对外国领导人保证美国的领导作用及他的政府能为盟国保密,川普会遇到更大压力。

那不仅是总统本人的威望问题,美国的信誉也受到公开侵蚀。


中国事务http://www.chinaaffairs.org转载

同一个日子,不同的纪念

May 17, 2017
第11个牛仔

1940年5月16日,国军陆军上将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饮弹自杀壮烈殉国,时隔七年,1947年5月16日,国军74师张灵甫中将,于孟良崮战役中自杀成仁。八年抗战我国军拼死御敌牺牲二百多忠勇将军,军力损伤大半,未及休整就又披挂上阵和“中流砥柱”们厮杀于内战沙场,中华之哀痛,莫此为甚!忠烈安息[蜡烛]

5月16日20:19 来自 iPhone 6 Plus


孟良崮战役70周年:74师被全歼是张灵甫指挥失误吗(2017-05-12 11:12:14 来源: 澎湃新闻网(上海) )

孟良崮,国民党军五大王牌之首的74军葬身之地


一笑倾城居所

70年前的今天,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于孟良崮覆灭,孟良崮战役结束。同时今天也是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战死70周年的日子。张灵甫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与后来的同僚胡琏、李弥,以及对手林彪、刘志丹是同学。自北伐战争以来,屡立战功,是抗日名将。七十四师的前身也被誉为“抗日铁军”。张灵甫能文能武,曾师从国民党三大书法家之一的于右任练字,陈毅亦称赞其书法。死后,其牌位至今供奉在台湾忠烈祠,被蒋介石尊为烈士第一人。

5月16日23:32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老战士代表。今天(5月16日)上午,孟良崮战役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在临沂市孟良崮举行。70年前的今天,孟良崮战役在山东沂蒙山区取得胜利,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以4个纵队钳制国民党军左右两翼,以5个纵队实行中间突破,经3个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74师及整编83师一个团共3.2万余人,击毙国民党中将74师师长张灵甫,使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聚歼华东野战军的计划失败。对华东战局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在党的历史上、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彪炳史册的光辉篇章。   腾讯网 5月16日


昨天是孟良崮战役暨张灵甫将军殉难七十年纪念日。有意思的是,官方纪念前项,民间纪念后项。上午,孟良崮上锣鼓喧天红旗飘扬,孟良崮战役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在临沂市蒙阴县孟良崮隆重举行,年近九旬的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亲临活动现场(重返七十年前他投身的战场),并带来为此次活动亲自创作的诗作《又到激情燃烧时》 ……下午,民间纪念活动开始,悼念张灵甫将军的人士络绎不绝,在将军殉难的山洞里(当年的指挥所),摆满了花圈、祭品,有人哀恸流泪、有人驻足长考,直至夜色深沉,仍有人徜徉在山洞、崮顶,久久不愿离去……同一个日子,两种纪念,这是当下中国多么奇葩和令人深长思之的现象呀……(来自微信2017-05-17 08:57)

一笑倾城居所

70年前的今天,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于孟良崮覆灭,孟良崮战役结束。同时今天也是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战死70周年的日子。张灵甫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与后来的同僚胡琏、李弥,以及对手林彪、刘志丹是同学。自北伐战争以来,屡立战功,是抗日名将。七十四师的前身也被誉为“抗日铁军”。张灵甫能文能武,曾师从国民党三大书法家之一的于右任练字,陈毅亦称赞其书法。死后,其牌位至今供奉在台湾忠烈祠,被蒋介石尊为烈士第一人。

【林忌评论】WannaCry勒索全球的启示

May 17, 2017

2017-05-15 RFA
   全球过百国家受到WannaCry的病毒攻击,全世界的电脑网络一片混乱;勒索软件的爆发,不是单纯的随机,而是有地域的区别;以华人地区来说,香港受影响较微,台湾相对严重,而中国大陆则是最严重的重灾区,不但个人与小型公司办公室的电脑受袭,由校园、银行、教育网、以至中共公共的电脑,都成为了勒索的对象,可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令中国受创最严重的原因,当然是中国大陆对知识产权的漠视,不但民间少买正版软件,连公司以至大企业的电脑,也可以使用盗版软件;而且不但使用盗版软件,更连为这些电脑的保安以至更新都没有做,软件官方更新既因盗版不能做,连靠技术的定期维护也没有做;在使用者方面,在华人「差不多先生」的幻想认为保安与否「差不多」,或使用了一些自称功能强大,但却被揭发是「另类病毒」的中国软件,这些中国软件不但「后门」特多,更往往本身就带毒,而大陆的用户却常用这类软件,有如为自己的电脑安装了计时炸弹,当然不安全。

这种新型的攻击,再次证明比特币(Bitcoin) 没有疆界而无法追纵的黑暗一面;以往大家对比特币的质疑,都只是集中在追查黑市交易上,即一些罪犯的资金流动,逃税以至一些为逃避国家有理及无理监管的外汇流出问题;然而如今比特币却涉及直接的犯罪,即变成支付赎金的工具,这就显示了在完全无国家,无制度监管下,情况可以完全失控。

以往绑架案的破案关键,在于赎金的流向;如今电脑绑架能够透过比特币支付,即令追查绑架变得困难很多倍;然而这种新型的收赎金方式,不但可以对电脑资讯进行,更可以在传统的绑架、勒索等罪案使用,那么将来要应付这些罪案就更加困难,对全球的治安将会做成更严重的威胁!试想一下如果上星期的一宗强奸案,疑犯之所以曝光,据说是因为去银行用ATM提款被拍下相片;要是疑犯可以在即场劫持事主时,于现场利用事主的钱,买比特币再转给自己,警方想破案的难度就会几何级数增加。 

这亦是推动电子支付背后的最大问题;来自中国大陆者,常说中国的电子支付如何方便,却无法理解为何中国以外的地区,对这些支付媒介都极有保留;香港市民宁可使用信用卡,一来香港的信用制度良好,信用卡相对容易申请,坏帐率低而签帐额高;二来经营信用卡的银行有良好的监管,不用怕恶意倒闭以至被网络攻击所瘫痪;这信用制度比起中国大陆,倾向使用储值功能的Debit card 或帐户,本较为进步;然而现实推广上,由于香港现钞的成本更低,又或者中国的伪钞风险更高,因此为本港商户(特别是中小企),在推动电子交易上不及中国大陆。

更重要的就是信用卡即使崩溃或被盗用,由于这些交易属银行的钱,而不是消费者自己的钱,银行将紧张得多;更由于银行不会即时转帐给商户,而会在数期之后才转帐,则市民发现被盗用而可以制止的机会,远高于即时转帐;反之储值卡一旦崩溃倒闭,用户就血本无归;而被盗用时追查与阻截的机会,更远低于信用卡;因此我们宁可要安全可靠的电子商贸服务,也不愿政府放宽监管,令市民的风险大增,WannaCry病毒的可怕,正说明上述危机绝不可以忽视。

高新记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时的陈云

May 17, 2017

原标题: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位时竟如此腐败
RFA 2017-05-15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笔者在本专栏的《为扼杀经济特区陈云曾借口打击经济犯罪下令抓人、杀人》一文刊出后,在美国的其他中文网站以《陈云下令抓人杀人 邓小平终于撕破脸》为题转载,有一位网友跟贴说:“陈云主要是从国家投资能力来考虑的,也防止地方乘机营私舞弊、侵吞公款。当时国家财力有限。”言下之意,似乎是要说明陈云当时至少是出发点无可厚非。但是他找借口对项南疯狂打击报复的行为实在是没法用“出了公心”四个字来解释。

项南先生去世后不久,境外媒体曾刊有文章分析说当年项南的下台原因毫无疑问是党内保守派暗中打击胡耀邦团派人马的重要组织动作之一。就如同王兆国早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的一九八六年四月即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一样,项南则是在王兆国去职前一个月下台的。而项南被迫下台的真正原因,又同王兆国下台的原因有直接的联系。

当时,身为中办主任的王兆国可谓权倾一时,要想利用职权搞点小小的个人腐败,不但是易如反掌,而且完全可以借口是“工作需要”。但王兆国偏偏要每天骑自行车上班。除了自己做“廉洁秀”,王兆国还在胡耀邦的指使下,打着“制度改革”的旗号,积极准备对党内高级干部的特殊物质待遇进行相应调整,比如公车配给制度从严掌握、取消生活用品“特供”制度、关闭在社会上影响极坏的“特供商店”等等。因此而惹火了一大批中共元老。连当时积极倡导干部制度改革的邓小平都觉得“多此一举”。

本来,邓小平劝说党内元老离开领导岗位就已经搞得怨声载道,所以邓小平嘴上不明白说出来,心底里的想法无疑是要对这些老干部采取“赎买”的政策,用比在位者更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劝退老干部的交换条件。总之当时邓小平的意思是“卸磨”但不要“杀驴”。而王兆国配合胡耀邦意图推动的“制度改革”无疑有“杀驴”之嫌。这一来,陈云等人压迫胡耀邦将中办主任换将,邓小平基於政治上的考量,只能表示同意。

同样原因,当时在福建省执政的项南也是因为反对中央领导人享受“特供”而得罪了陈云。

笔者当年在美国接待胡绩伟先生,一次请胡老先生和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讲学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王若水夫妇到家里作客,曾任中纪委委员的王若水席间谈起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期间自己并不廉洁的例子,其中之一就是在给汪东兴罗列的罪状之一就是在中南海里大兴土木翻修自己官宅之后,自己的所做所为更为过份。

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一把手和二把手无疑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面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里,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陈云的家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王若水先生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

胡绩伟先生顺此话题谈起自己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绩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

胡绩伟女儿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得瘆的慌。

接着,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一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於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一职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整个邓小平时代里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

项南到任後,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是,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事後,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於党的形象不利,於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一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陈云生前向来是以“生活简仆”、“严於律己”著称於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人联想起当年在陕西华清池中享用广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

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日,福建省召开省党的四大,项南和胡平连任省委一、二把手。于此同时,由陈云亲自委派的中纪委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晋江地区,借口当地出现当地一些企业单位大量制造假药,并利用各种手段行贿销往各地的罪案,查处省、地两级领导“渎职”的问题。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中纪委以“致福建省晋江地委、行署的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对外曝光,立刻被一些敏感人士诱出了异乎寻常的味道。

共产党中央的纪委要处理下面一个地区的领导班子问题,无论问题的性质有多严重,至多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在有了处理结果後,或是内部通报;或是把处理结果在党报上公布。而在对某一事件作出调查处理之前,由中央纪委采用“公开信”的形式要求下面的责任单位如何如何,在中共建政史上无疑是空前绝後。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声势,为籍此追究省委书记项南的责任进行舆论上的铺垫。

当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与於同时,包括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胡平等人则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一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则相当於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二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地位仅次於陈云。

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於一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比李昌年长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一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一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后续的内容,下篇文章再继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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